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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万译达翻译始创于2003年，原名为：广州广译翻译服务有限公司，2013年5月正式更名为：广州万译达翻译服务有限公司。本公司经国家工商局审核批准成立（注册440106000780697），翻译文件所加盖的公章具有公证效力，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承认，是一家合法、正规、有实力的翻译服务企业。
公司要发展，人才是要素，翻译工作尤其如此。公司始终把人才队伍的建设摆在首位，自成立起，就组建了由广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各大外语院校的翻译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翻译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具有创造性的脑力工作，翻译作品的质量取决于翻译员的天赋、知识背景、经验水平，因此，我们经过反复考核、严格筛选，组建了一个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经过系统学习、训练有素、实践经验丰富的翻译团队。
公司采用完善、高效的经营管理方式，使企业内部体制统一化、协调化、效率化，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同时又缩短了单位交稿时间，为客户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抢得了先机。经过十年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已为数千家跨国企业、外资、合资企业、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提供了数百亿字的专业笔译服务和数千场现场口译及同声传译服务。公司已逐步成长为中国的翻译服务供应商，是备受客户信赖及推崇的全球化与本地化翻译机构。
公司名字：广州万译达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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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路192号东方都会广场B座1906房。
邮政编码：510600
诸如众多定义中，哪种更准确、贴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翻译活动本身。
翻译的具体形式很多，有口译、笔译、机器翻译等，从翻译的物质形态来说，它表现为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具体可分为四类：
（1）有声语言符号，即自然语言的口头语言，其表现形式为通讯、内外谈判和接待外宾等；
（2）无声语言符号，包括了文字符号和图象符号，其表现形式为谈判决议、社交书信、电文、通讯及各种文学作品等印刷品；
（3）有声非语言符号，即传播过程中所谓的有声而不分音节的"类语言"符号，其常见方式为：说话时的特殊重读、语调变化、笑声和掌声，这类符号无具体的音节可分，语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信息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得以传播的，比如笑声可能是负载着正信息，也可能负载着负信息，又如掌声可以传播欢迎、赞成、高兴等信息，也可以是传递一种礼貌的否定等。
（4）无声非语言符号，即各种人体语言符号，表现为人的动作、表情和服饰等无声伴随语言符号，这类符号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性，比如人的有些动作，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所表示的语义信息完全不同，不仅如此，它还能强化有声语言的传播效果，如在交谈时，如果伴有适当的人体语言，会明显增强口头语言的表达效果。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翻译大国，数千年前，甚至也许数万年前，发生在中国境内外的翻译活动就一直存在。当然，有史可查的翻译活动大约只有3000年左右。据《册府元龟》的《外臣部·鞮译》记载：“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故《周官》曰：‘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所谓象胥，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翻译。《礼记·王制》中记载说周文王在制度创新上可谓成就卓著，他给翻译留下了专任的岗位：“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中国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十分重视通过翻译和外交活动来协和万邦，与天下各族人民共享太平，同时整合、利用天下资源。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世界各国誉为文化上国，礼仪之邦和繁荣富强的国度。也曾经多次建立过其光芒足可晖照千古的强盛帝国。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翻译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无论怎样高估也不过分的。
可以说，翻译对中国历史文化乃至世界历史文化的形成、传播以及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和融汇都起到过而且正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西方诸国的情形来看，如果没有古罗马帝国诸多俊才用拉丁语对希腊辉煌灿烂的古典著作包括哲学科学和伟大的文艺著作的翻译，也就没有古罗马数百年文明的历史和强大繁荣的帝国的历史。发生在13到16世纪的伟大的文艺复兴，其实也是一个对古罗马辉煌灿烂的古典著作包括哲学科学和伟大的文艺著作的翻译而引动的一个伟大的文化、文明和文艺的复兴。有的学者说，没有16世纪马丁·路德对拉丁语《圣经》的德文翻译，也就没有宗教改革和德语的勃兴，以及德国民族的中兴。同样在英国，如果没有17世纪初年用英语对拉丁语《圣经》的翻译，也就没有英语作为一种民族语言的勃兴和发展。可见，在有的历史时期，人类伟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就只是翻译。甚至可以说，在某个历史时期，翻译，只有翻译才是创造和推进人类历史前进的促进力。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后，时时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他们争先恐后抢占殖民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和屠杀土著民族，而且互相残杀，在这样惨烈的历史时期，翻译的作用犹显突出，他们要了解竞争对手，就得研究竞争对手，而研究对手的惟一途径就是翻译，所以18世纪以降，欧美各国的互译业务十分繁忙。写到这里，笔者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是闭关锁国的。可是，日本人通过翻译，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研究，知道了维新的重要性，所以先就向美国人开放了。明治维新过后，日本人差不多把当时能够收罗到的所有欧美列强的书都用日语翻译过来了，这些日译对后来的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十分巨大，他们通过日译了解了博大精深的西方文明，因而向往繁荣富强的西方文明。中国本来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就有限度地对西方列强开放了，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但他们的翻译策略是“中体西用”，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才让中国人认识到全面开放的重要性，可惜的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流产了，所以才有了后来在亚洲的惨败。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尤其是盲目排外到了极点的文革的影响，中国的翻译事业只有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有了伟大的复兴。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突然进入信息时代，惟恐落后的心理在支配着无论是冷战时代或者冷战后的每一个想要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翻译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人目前也有这种心理，所以我们才有了全面学外语的，甚至以外语衡量一切成败得失的惟一标准。中国是考试大国，中国是考外语的大国。外语成了中国人的救星和灾难。
以上我们比较简略地论述了翻译对人类历史过程的伟大作用，举到了一例子。其实，翻译还有一个伟大的作用，就是替异邦保存文化。显明的例子是大乘中国对古印度佛教文明的保存和赓扬。中华民族的无数俊彦才士从东汉光武帝开始到宋代，花了足足一千年的宝贵历史时光来翻译和弘扬伟大的佛教文明，而佛教文明后终于在自己的故土沉沦。中华民族的这些无数俊彦才士，不但保存和赓扬古印度佛教文明，而且对其进行了性的发挥，建立了自己的足以辉耀古今的佛教文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好的写照。欧人发现新大陆之后所造罪恶中大的罪恶，那就是对高度发达和文明的美洲原创文化的毁灭。如果当时，这些所谓文明的欧洲人能够稍稍谦逊一点，能够耐心一点，能够不那么急于忙着消灭那些曾经施恩于他们的印第安人，比如玛雅人等等，也许，玛雅文化对现代文明的惠泽就不会无影无踪了。
没有翻译，就没有丝绸之路。没有翻译，周文王就没有外邦送来的白雉肉吃。翻译在当下的功用，应该为促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尤其是世界和平起到自己应该起到的作用。李白当年通晓外语，通过翻译居然化解了一场外交危机。康熙、乾隆也是外语奇才，所以才有了堪与汉唐媲美的康乾盛世。可是，日本天皇的一位翻译因为把无条件投降翻译成了永不投降，所以美国人又扔下了一颗原子弹。真是功其翻译，罪其翻译！
浅谈外事翻译的性质和作用
翻译所有与语言相关的事物（例如文学和演讲）基本上都可以进行翻译，包括小说、电影、诗歌、演讲等等。但是不同的领域，翻译的困难度也不同。例如，诗歌几乎是不可能准确翻译的，因为诗歌的形式、音韵等，都是组成其含义的一份子。
翻译语言是适应人类社会传达感情、交代事件等事务的诞生而产生的.很多非文学类文本的翻译工作，包括软件手册和其他商业及专业文本，注重的是意义的传达，以能通顺传意为主要要求。除了出版业以及本地化相关产业外，很多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也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例如官方语言有两种的加拿大政府，所有的政府文件都必须翻译为英语和法语；另外像拥有很多官方语言的欧盟，更是必须雇用大量的翻译人员。
翻译如果说非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项可以学习的技能的话，那么翻译文学作品甚至诗歌，往往可以说是一门艺术，需要一些天赋。文学翻译出于美学的考量，在翻译时不能仅注重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更不能忽略了文化间的不同点，否则经常会导致译文在语意、美感、风格上的流失。总之，一个优秀的翻译人员必须在准确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人格林德尔将军担任北约总司令，在一次会见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时，由于联邦总理对美国的某些政策不满意，格林德尔遭到联邦总理的严厉谴责。但到了将军离开波恩的时候，联邦总理设宴为格林德尔将军饯行，阿登纳一扫上午会见时的严厉态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格林德尔将军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和安全做出的贡献。
将军弄不懂发生了什么事，“谢谢总理先生 ，如果您这样赞扬我，那么我给您讲一个轶事。”联邦外交部的首席翻译韦伯一字一句的翻译道，“一个年轻人到一家公司谋取一个职位，他通过了审查，进入面试。人事主管对他说，我们打算录用你，但是你要回答几个问题。你喝酒吗？不。抽烟吗？不。你有风流韵事吗？没有。赌博吗？不！好，那你难道没有一点缺点吗？缺点倒是有一个，我总是说谎。总理先生我不是说您说谎，不过您在赞扬我功绩的时候，我知道您说的不是真话。”将军想以此调侃一下气氛，但要命的是，韦伯先生在翻译的时候，把“您在赞扬我功绩的时候”这半句话拉掉了。于是联邦总理脸色大变，宴会草草结束，不欢而散。格林德尔将军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弄不明白为什么联邦总理的态度总是变化。事后，还是联邦国防部长陪翻译向总理进行解释，才算消除了总理的误会。翻译的作用在外交场合的作用可见一斑。
1954年，在俄罗斯长大的林彪的女儿林晓霖被高岗夫妇接到沈阳与妈妈相见，不久，高岗夫人李力群带晓霖到北京去见父亲林彪和继母叶群。林彪次见到长成大孩子的女儿，非常高兴，一把将晓霖抱了起来，放到膝盖上。晓霖搂着爸爸的脖子，在爸爸的脸上亲吻了一下，又飞快说了几句俄语，她想告诉爸爸她是多么想念爸爸啊。林彪一句也听不懂，他只是笑，不时茫然地看看叶群。
“我来给你们当翻译吧！”叶群撇嘴一笑，走到跟前，“好歹我还学过点俄语啊！”当年她在哈尔滨跟一个白俄老头学过一点俄语，所以，叶群就成为林彪和林晓霖父女之间沟通的翻译了。
叶群没有翻译几句，就对林彪说：“这小姑娘太没礼貌！她用俄语骂你是混蛋。”林彪一怔，将信将疑地看着快乐的晓霖，把她放到地上，嘴里咕哝着：“哎，这孩子是不是乐疯了。”叶群马上转身用俄语对晓霖厉声说道：“你爸爸说你没有教养！”林晓霖莫名其妙地看着沉下脸的爸爸，害怕得低声啜泣，父女间的首次相见就这样尴尬冷淡地结束了。
这件事对童年林晓霖的伤害，刻骨铭心，她想不通，初次见到后妈，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后妈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在她和爸爸之间挑拨离间说坏话？就这样后妈的翻译，活生生的拆散了父女的亲情。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占了黄河以北，金国上下很向往汉文化，金主们个个都热衷学习汉文化，仅举一例：金主极喜爱汉人的琴（即今之古琴），连抡大斧子的金兀术都是琴史上有名的琴家，金主完颜璟是抱着一张古琴咽气的，后代琴人夸张地传说金国就是为了抢夺宋徽宗万琴堂里的古琴才兴兵灭宋的。
但是，学习归学习，怕学得半生不熟，半生不熟的人怕别人看不起。——金熙宗完颜亶对汉语就是半生不熟，那年夏天的某一天，突然刮大风，一个大龙卷风夹带黄土沙石凶猛地卷过京城，把皇宫一个大殿一根柱子外面包的漆皮揭掉一块。金熙宗吓坏了，准备设坛祭祀祈祷以消灾。他让饱学的汉人官员张钧起草祷告文书。其中有“顾兹寡昧”、“渺予小子”这种词儿，金主不懂，让翻译给翻。翻译也蒙事儿，不懂得这是表达谦逊的话，加上平常就看不起汉官，说：皇上，张钧他这是得瑟！借着写祷告文书讽刺骂您呐——“汉儿强知识，托文字以訾上耳！”，金熙宗不信，说我也懂汉文啊，我看不出来有这意思啊！你仔细翻译给我听。翻译躬身对答：“皇上您看：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渺为瞎眼，小子为孩儿——他、他这不是骂您是什么呀？”金熙宗听到一半脑袋就大了：把张钧给我拉出去砍了！这种半懂不懂的翻译，当然害人不浅。
还有更加缺德的翻译，元朝的时候，地方上设官，名达鲁花赤，类似现在各地的书记，权力很大，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这些人根本就不愿意学汉话，平常训话全靠翻译。江南有个和尚，有几亩田产，类似庙田。被一个豪强看上了，想把和尚的田地据为己有，对和尚的小庙进行了强迁。和尚无奈，到衙门去告状。可是地产商把翻译收买了。
这一天，达鲁花赤升堂公开审案，嘴里叽哩咕噜，问这和尚告什么状？翻译嘴里叽哩咕噜回答说：这和尚看天旱，久未下雨，他想自焚为本地求雨，大人，这是您治下的德政啊！您看民心多淳朴啊！
达鲁花赤很高兴，嘴里叽哩咕噜说：把蒙文版的状子给我看看。翻译拿出早已伪造的请求自焚的文书递上。达鲁花赤看了，爽快地在上面画了个圈，意思是：可！
和尚正蒙着等问话呢，就被人架起来往抬到外面，豪强早就堆好了一堆干柴，上面还浇了油，几十个衙役举起和尚就扔到柴堆上，点了。
达鲁花赤不懂汉语，和尚也不懂蒙古话，和尚就这样被翻译“自焚”了
一、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语言是人类特有的重要的交流思想的媒介。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游离于世界之外，可以不与外界接触。但世界上约有230个国家和地区，近两千个民族，三四千种语言。世界上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使用近100种语言，其中，有13种语言使用人数超过5500万。说汉语的人数多，达12亿，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其次是英语，使用人数约3亿。再次是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和法语。
这么多国家和民族，说这么多不同的语言，要进行交往谈何容易？当然，有些国家和民族的语言相同。如：世界上约有60来个国家和地区讲英语，40多个国家讲法语。语言相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直接进行交流。但语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要进交往、交流，就需借助于翻译。所以，翻译是国际交往的桥梁。
二、翻译工作是外事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技、体育、艺术等各行各业，在科技迅速发展和各国互相依赖程序日益加深的今天，越来越需要进行交流和交往，越来越需要了解他国的情况，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技术。但这些行业毕竟还可以在本国内部独立存在，自行发展。对这些行业来说，翻译只在对外交往中起辅助作用。然而，翻译在外交工作方面则不仅仅是起辅助作用。周恩来总理说：“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外交是通过会谈、会议、谈判等方式处理国家关系、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与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口头或书面对话，是外交的主要手段。如果两国官员语言相通，就可以直接对话。但如果语言不通，则必须经过翻译。所以，翻译在外交工作中起着双向转换语言、消除语言障碍、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是外交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说，译员是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的“嘴巴”和“耳朵”。没有嘴巴，说不通；没有耳朵，听不懂。没有翻译，两国领导人无法交谈。用手比划，可以表达简单意向，但不能交换看法、想法。所以，对于不懂外语的领导人来说，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少了，就办不了外交。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的当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作为斯大林的特使抵达中国，苏联汉学家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很生气，对柯说：“我真想捶你一顿。”幸好，有中国译员在场，给译了下来。否则，即使有再重要的信息，也不能互相通报。有再重要的问题，双方也无法讨论。
翻译水平的高低、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外事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外交对话的效果。在我国外交翻译史上，曾经发生过因翻译不出或翻译失误而影响外事的情况。如50年代初，某国国王逝世，该国外长照会我驻该国大使：“我悲痛地通知阁下……”我译员错译为：“我荣幸地通知阁下……”而在我方复照时，又将“我沉痛地接到您的通知”，译为“我荣幸得接到通知……”为此，该国向我提出意见。又如1957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中东某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从北京某大学临时借来一位阿拉伯文教授当译员。译员因一时紧张，听不懂外宾的讲话。外宾改用英文，他也听不懂，翻译不出来，出现冷场。礼宾司同志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语翻译上场。如果外宾不懂英语，或现场没有英语翻译，周总理就无法与外宾进行交谈。还比如，几年前我国申办奥运会期间曾接待过一个奥委会代表团。我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向对方详细通报了我方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准备工作后说：“现在，有戏没戏就看你们了。”有同志把“戏”译为“show”，这句话就成了：Whether there is a show or not is up to you.显然把“戏”直译了。“戏”在这里的实际含义是，“申办是否成功，取决于奥委会了”。可见，翻译水平的高低确实直接影响到外交工作的效果。
在外交谈判等正式外交活动中，国家领导人使用本国语言讲话，通过翻译进行交流和沟通，是国际社会公认和普遍的做法。即使有些外语讲得很好的国家领导人，在私下交谈时可能使用外语，但在会谈、会见或在宴会、招待会等正式场合上发表讲话时，一般使用本国语言。这首先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尊严和体面。例如，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联合蒋介石政权搞“美蒋共同防守”台湾等，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950年8月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美国侵略台湾案”，而美国则提出了“中共侵略朝鲜案”的反提案。11月，伍修权大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作了长篇演说。随后，台湾代表用英语作了发言。他的话音刚落，伍修就举手要求发言，对他的论点一一进行了批驳，然后提出：“诸位先生，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用。”这使得那位代表非常尴尬。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台湾代表不用汉语用英语，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一例子从反面说明外交场合用本国语言的重要性。其次，对于绝大多数领导人来说，母语好于外语。用本国语言讲话，不仅容易准确表达，而且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进行思考，分析判断对方的讲话，考虑如何做出反应，如何阐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日、美谈判时，日本政府代表野村吉三郎自认为英语不错，坚持不用翻译。但事实上，在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谈判中双方曾在一些词义上产生误解。此事后来常遭日本外交史学家的指责。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大多使用本国语言。再者，使用翻译还可以有回旋余地。万一发生失误，可以以翻译错误为由，加以更正、弥补。当然，也有国家故意将责任推给翻译。如：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举行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后，斯大林突然对中国代表团的翻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文本的印刷，否则今天在此也可以签署贸易协定了。”
而实际上是由于苏方没有准备好文本。为了逃避责任，就推到了中方身上。
翻译在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的对外交往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30年代，由于王明、康生之流在莫斯科封锁延安的消息，共产国际对中共，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不那么理解。1938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同志决定让精通俄语的师哲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译成俄文，向共产国际的各兄弟党宣传介绍。师哲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把大量的文章和文件译成俄文，帮助许多同志和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的实情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共产国际终于承认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告诉王明不要“争当领袖”了。从此在共产国际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领袖地位。这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到了40年代后半期，中国革命转入全面反攻时，斯大林低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不仅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而且还压中共与蒋介石合作，“共同建国”。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不理解，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作为特使访华，了解中国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力量等。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向米高扬阐述了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与政权形式。所有会谈的翻译基本上都是师哲一个人承担了，因为米高扬带来的翻译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在与中国领袖谈了一周后，不得不承认中国领导人是成熟的、坚定的，正在领导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正是由于对中国形势有了正确的了解，苏联政府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个小时就发来电报予以承认。这一例子足以显示翻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面临帝国主义企图扼杀新生革命政权和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摧残的严峻形势下，我国急需苏联在舆论和物质上的支持，因此作出了在外交上“一边倒”的决策。1949年12月，在斯大林生日之际，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以给斯大林祝寿为名，与苏方就双边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在毛主席与斯大林正式会谈时，斯大林揣测毛泽东访苏的意图，小心地试探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而归，是否我们可以通过协商搞点东西？”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可以通过协商搞点东西，它要既好看又好吃。”苏方不明白“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作为翻译的师哲准确理解了毛主席讲话的含义后，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这主要是给世界各国看的；好吃，就是说要有内容。”随后双方达成协议，请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商谈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事项，以代替国民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一系列条约。翻译在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外事翻译我中央领导一向非常重视翻译工作。196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李越然担任翻译。访问前，为了让他熟悉毛主席的思路、言谈特色、口音，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李越然在直接接触毛主席。一天，毛主席对跟着他散步的李越然和卫士长李银桥说：“你们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一道出去，我看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毛主席还对李越然说：“伏老（批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了，你帮了我好多忙啊。”毛主席用“管说话”三个字概括了翻译在对外活动中的任务，用“你帮了我好多忙”这句话高度评价了翻译的作用和地位。
想必大家都知道吧！当今世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全球化和多元化成为当今世界两大并行的趋势。要在多元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达成共识，推动区域性和全球的发展目标，需要一个沟通的桥梁--翻译。
翻译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翻译。中国翻译家们几乎把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翻译公司的翻译语言是适应人类社会传达感情、交代事件等事务的诞生而产生的.很多非文学类文本的翻译工作，包括软件手册和其他商业及专业文本，注重的是意义的传达，以能通顺传意为主要要求。除了出版业以及本地化相关产业外，很多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也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
翻译市场发展的令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外贸翻译。外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商品、劳务和技术的交换活动。在跨国贸易翻译中尤其需要那些既拥有语言优势，又具备专业知识的译员。
翻译市场的快速增长给翻译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翻译行业尚不够规范，缺乏必要的准入制度，翻译专业培训也远不能满足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而且，社会对翻译的认识还存在诸多误区。因此翻译公司的质量问题便凸显出来。在公共场所、宾馆饭店、旅游景点或博物馆等窗口行业中，错误的或不规范的外语资料几乎随处可见，严重影响了城市和国家形象；在出版界，由未经过翻译专业培训的“业余翻译”赶制出来的蹩脚译作摆满书架；而在翻译服务市场上，翻译采购方常常发现在众多的翻译服务企业中，却难以找到称心如意的服务商。这反映出目前翻译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翻译数量膨胀了，翻译质量却难以保障。滥竽充数的翻译产品和服务给整个翻译界带来了信誉危机，翻译工作者的权利也无从保障。
"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文本来替代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J.C卡特福德，1994）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巴尔胡达罗夫，1985）
"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原语信息尽可能按近、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E.A奈达，1969）
"翻译乃是与语言行为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沃尔夫拉姆·威尔斯，1982）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 （吕俊，1997）
公司要发展，人才是要素，翻译工作尤其如此。公司始终把人才队伍的建设摆在首位，自成立起，就组建了由广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各大外语院校的翻译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翻译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具有创造性的脑力工作，翻译作品的质量取决于翻译员的天赋、知识背景、经验水平，因此，我们经过反复考核、严格筛选，组建了一个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经过系统学习、训练有素、实践经验丰富的翻译团队。
公司采用完善、高效的经营管理方式，使企业内部体制统一化、协调化、效率化，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同时又缩短了单位交稿时间，为客户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抢得了先机。经过十年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已为数千家跨国企业、外资、合资企业、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提供了数百亿字的专业笔译服务和数千场现场口译及同声传译服务。公司已逐步成长为中国的翻译服务供应商，是备受客户信赖及推崇的全球化与本地化翻译机构。
公司名字：广州万译达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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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众多定义中，哪种更准确、贴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翻译活动本身。
翻译的具体形式很多，有口译、笔译、机器翻译等，从翻译的物质形态来说，它表现为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具体可分为四类：
（1）有声语言符号，即自然语言的口头语言，其表现形式为通讯、内外谈判和接待外宾等；
（2）无声语言符号，包括了文字符号和图象符号，其表现形式为谈判决议、社交书信、电文、通讯及各种文学作品等印刷品；
（3）有声非语言符号，即传播过程中所谓的有声而不分音节的"类语言"符号，其常见方式为：说话时的特殊重读、语调变化、笑声和掌声，这类符号无具体的音节可分，语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信息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得以传播的，比如笑声可能是负载着正信息，也可能负载着负信息，又如掌声可以传播欢迎、赞成、高兴等信息，也可以是传递一种礼貌的否定等。
（4）无声非语言符号，即各种人体语言符号，表现为人的动作、表情和服饰等无声伴随语言符号，这类符号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性，比如人的有些动作，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所表示的语义信息完全不同，不仅如此，它还能强化有声语言的传播效果，如在交谈时，如果伴有适当的人体语言，会明显增强口头语言的表达效果。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翻译大国，数千年前，甚至也许数万年前，发生在中国境内外的翻译活动就一直存在。当然，有史可查的翻译活动大约只有3000年左右。据《册府元龟》的《外臣部·鞮译》记载：“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故《周官》曰：‘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所谓象胥，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翻译。《礼记·王制》中记载说周文王在制度创新上可谓成就卓著，他给翻译留下了专任的岗位：“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中国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十分重视通过翻译和外交活动来协和万邦，与天下各族人民共享太平，同时整合、利用天下资源。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世界各国誉为文化上国，礼仪之邦和繁荣富强的国度。也曾经多次建立过其光芒足可晖照千古的强盛帝国。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翻译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无论怎样高估也不过分的。
可以说，翻译对中国历史文化乃至世界历史文化的形成、传播以及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和融汇都起到过而且正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西方诸国的情形来看，如果没有古罗马帝国诸多俊才用拉丁语对希腊辉煌灿烂的古典著作包括哲学科学和伟大的文艺著作的翻译，也就没有古罗马数百年文明的历史和强大繁荣的帝国的历史。发生在13到16世纪的伟大的文艺复兴，其实也是一个对古罗马辉煌灿烂的古典著作包括哲学科学和伟大的文艺著作的翻译而引动的一个伟大的文化、文明和文艺的复兴。有的学者说，没有16世纪马丁·路德对拉丁语《圣经》的德文翻译，也就没有宗教改革和德语的勃兴，以及德国民族的中兴。同样在英国，如果没有17世纪初年用英语对拉丁语《圣经》的翻译，也就没有英语作为一种民族语言的勃兴和发展。可见，在有的历史时期，人类伟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就只是翻译。甚至可以说，在某个历史时期，翻译，只有翻译才是创造和推进人类历史前进的促进力。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后，时时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他们争先恐后抢占殖民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和屠杀土著民族，而且互相残杀，在这样惨烈的历史时期，翻译的作用犹显突出，他们要了解竞争对手，就得研究竞争对手，而研究对手的惟一途径就是翻译，所以18世纪以降，欧美各国的互译业务十分繁忙。写到这里，笔者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是闭关锁国的。可是，日本人通过翻译，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研究，知道了维新的重要性，所以先就向美国人开放了。明治维新过后，日本人差不多把当时能够收罗到的所有欧美列强的书都用日语翻译过来了，这些日译对后来的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十分巨大，他们通过日译了解了博大精深的西方文明，因而向往繁荣富强的西方文明。中国本来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就有限度地对西方列强开放了，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但他们的翻译策略是“中体西用”，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才让中国人认识到全面开放的重要性，可惜的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流产了，所以才有了后来在亚洲的惨败。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尤其是盲目排外到了极点的文革的影响，中国的翻译事业只有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有了伟大的复兴。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突然进入信息时代，惟恐落后的心理在支配着无论是冷战时代或者冷战后的每一个想要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翻译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人目前也有这种心理，所以我们才有了全面学外语的，甚至以外语衡量一切成败得失的惟一标准。中国是考试大国，中国是考外语的大国。外语成了中国人的救星和灾难。
以上我们比较简略地论述了翻译对人类历史过程的伟大作用，举到了一例子。其实，翻译还有一个伟大的作用，就是替异邦保存文化。显明的例子是大乘中国对古印度佛教文明的保存和赓扬。中华民族的无数俊彦才士从东汉光武帝开始到宋代，花了足足一千年的宝贵历史时光来翻译和弘扬伟大的佛教文明，而佛教文明后终于在自己的故土沉沦。中华民族的这些无数俊彦才士，不但保存和赓扬古印度佛教文明，而且对其进行了性的发挥，建立了自己的足以辉耀古今的佛教文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好的写照。欧人发现新大陆之后所造罪恶中大的罪恶，那就是对高度发达和文明的美洲原创文化的毁灭。如果当时，这些所谓文明的欧洲人能够稍稍谦逊一点，能够耐心一点，能够不那么急于忙着消灭那些曾经施恩于他们的印第安人，比如玛雅人等等，也许，玛雅文化对现代文明的惠泽就不会无影无踪了。
没有翻译，就没有丝绸之路。没有翻译，周文王就没有外邦送来的白雉肉吃。翻译在当下的功用，应该为促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尤其是世界和平起到自己应该起到的作用。李白当年通晓外语，通过翻译居然化解了一场外交危机。康熙、乾隆也是外语奇才，所以才有了堪与汉唐媲美的康乾盛世。可是，日本天皇的一位翻译因为把无条件投降翻译成了永不投降，所以美国人又扔下了一颗原子弹。真是功其翻译，罪其翻译！
浅谈外事翻译的性质和作用
翻译所有与语言相关的事物（例如文学和演讲）基本上都可以进行翻译，包括小说、电影、诗歌、演讲等等。但是不同的领域，翻译的困难度也不同。例如，诗歌几乎是不可能准确翻译的，因为诗歌的形式、音韵等，都是组成其含义的一份子。
翻译语言是适应人类社会传达感情、交代事件等事务的诞生而产生的.很多非文学类文本的翻译工作，包括软件手册和其他商业及专业文本，注重的是意义的传达，以能通顺传意为主要要求。除了出版业以及本地化相关产业外，很多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也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例如官方语言有两种的加拿大政府，所有的政府文件都必须翻译为英语和法语；另外像拥有很多官方语言的欧盟，更是必须雇用大量的翻译人员。
翻译如果说非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项可以学习的技能的话，那么翻译文学作品甚至诗歌，往往可以说是一门艺术，需要一些天赋。文学翻译出于美学的考量，在翻译时不能仅注重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更不能忽略了文化间的不同点，否则经常会导致译文在语意、美感、风格上的流失。总之，一个优秀的翻译人员必须在准确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人格林德尔将军担任北约总司令，在一次会见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时，由于联邦总理对美国的某些政策不满意，格林德尔遭到联邦总理的严厉谴责。但到了将军离开波恩的时候，联邦总理设宴为格林德尔将军饯行，阿登纳一扫上午会见时的严厉态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格林德尔将军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和安全做出的贡献。
将军弄不懂发生了什么事，“谢谢总理先生 ，如果您这样赞扬我，那么我给您讲一个轶事。”联邦外交部的首席翻译韦伯一字一句的翻译道，“一个年轻人到一家公司谋取一个职位，他通过了审查，进入面试。人事主管对他说，我们打算录用你，但是你要回答几个问题。你喝酒吗？不。抽烟吗？不。你有风流韵事吗？没有。赌博吗？不！好，那你难道没有一点缺点吗？缺点倒是有一个，我总是说谎。总理先生我不是说您说谎，不过您在赞扬我功绩的时候，我知道您说的不是真话。”将军想以此调侃一下气氛，但要命的是，韦伯先生在翻译的时候，把“您在赞扬我功绩的时候”这半句话拉掉了。于是联邦总理脸色大变，宴会草草结束，不欢而散。格林德尔将军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弄不明白为什么联邦总理的态度总是变化。事后，还是联邦国防部长陪翻译向总理进行解释，才算消除了总理的误会。翻译的作用在外交场合的作用可见一斑。
1954年，在俄罗斯长大的林彪的女儿林晓霖被高岗夫妇接到沈阳与妈妈相见，不久，高岗夫人李力群带晓霖到北京去见父亲林彪和继母叶群。林彪次见到长成大孩子的女儿，非常高兴，一把将晓霖抱了起来，放到膝盖上。晓霖搂着爸爸的脖子，在爸爸的脸上亲吻了一下，又飞快说了几句俄语，她想告诉爸爸她是多么想念爸爸啊。林彪一句也听不懂，他只是笑，不时茫然地看看叶群。
“我来给你们当翻译吧！”叶群撇嘴一笑，走到跟前，“好歹我还学过点俄语啊！”当年她在哈尔滨跟一个白俄老头学过一点俄语，所以，叶群就成为林彪和林晓霖父女之间沟通的翻译了。
叶群没有翻译几句，就对林彪说：“这小姑娘太没礼貌！她用俄语骂你是混蛋。”林彪一怔，将信将疑地看着快乐的晓霖，把她放到地上，嘴里咕哝着：“哎，这孩子是不是乐疯了。”叶群马上转身用俄语对晓霖厉声说道：“你爸爸说你没有教养！”林晓霖莫名其妙地看着沉下脸的爸爸，害怕得低声啜泣，父女间的首次相见就这样尴尬冷淡地结束了。
这件事对童年林晓霖的伤害，刻骨铭心，她想不通，初次见到后妈，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后妈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在她和爸爸之间挑拨离间说坏话？就这样后妈的翻译，活生生的拆散了父女的亲情。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占了黄河以北，金国上下很向往汉文化，金主们个个都热衷学习汉文化，仅举一例：金主极喜爱汉人的琴（即今之古琴），连抡大斧子的金兀术都是琴史上有名的琴家，金主完颜璟是抱着一张古琴咽气的，后代琴人夸张地传说金国就是为了抢夺宋徽宗万琴堂里的古琴才兴兵灭宋的。
但是，学习归学习，怕学得半生不熟，半生不熟的人怕别人看不起。——金熙宗完颜亶对汉语就是半生不熟，那年夏天的某一天，突然刮大风，一个大龙卷风夹带黄土沙石凶猛地卷过京城，把皇宫一个大殿一根柱子外面包的漆皮揭掉一块。金熙宗吓坏了，准备设坛祭祀祈祷以消灾。他让饱学的汉人官员张钧起草祷告文书。其中有“顾兹寡昧”、“渺予小子”这种词儿，金主不懂，让翻译给翻。翻译也蒙事儿，不懂得这是表达谦逊的话，加上平常就看不起汉官，说：皇上，张钧他这是得瑟！借着写祷告文书讽刺骂您呐——“汉儿强知识，托文字以訾上耳！”，金熙宗不信，说我也懂汉文啊，我看不出来有这意思啊！你仔细翻译给我听。翻译躬身对答：“皇上您看：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渺为瞎眼，小子为孩儿——他、他这不是骂您是什么呀？”金熙宗听到一半脑袋就大了：把张钧给我拉出去砍了！这种半懂不懂的翻译，当然害人不浅。
还有更加缺德的翻译，元朝的时候，地方上设官，名达鲁花赤，类似现在各地的书记，权力很大，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这些人根本就不愿意学汉话，平常训话全靠翻译。江南有个和尚，有几亩田产，类似庙田。被一个豪强看上了，想把和尚的田地据为己有，对和尚的小庙进行了强迁。和尚无奈，到衙门去告状。可是地产商把翻译收买了。
这一天，达鲁花赤升堂公开审案，嘴里叽哩咕噜，问这和尚告什么状？翻译嘴里叽哩咕噜回答说：这和尚看天旱，久未下雨，他想自焚为本地求雨，大人，这是您治下的德政啊！您看民心多淳朴啊！
达鲁花赤很高兴，嘴里叽哩咕噜说：把蒙文版的状子给我看看。翻译拿出早已伪造的请求自焚的文书递上。达鲁花赤看了，爽快地在上面画了个圈，意思是：可！
和尚正蒙着等问话呢，就被人架起来往抬到外面，豪强早就堆好了一堆干柴，上面还浇了油，几十个衙役举起和尚就扔到柴堆上，点了。
达鲁花赤不懂汉语，和尚也不懂蒙古话，和尚就这样被翻译“自焚”了
一、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语言是人类特有的重要的交流思想的媒介。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游离于世界之外，可以不与外界接触。但世界上约有230个国家和地区，近两千个民族，三四千种语言。世界上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使用近100种语言，其中，有13种语言使用人数超过5500万。说汉语的人数多，达12亿，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其次是英语，使用人数约3亿。再次是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和法语。
这么多国家和民族，说这么多不同的语言，要进行交往谈何容易？当然，有些国家和民族的语言相同。如：世界上约有60来个国家和地区讲英语，40多个国家讲法语。语言相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直接进行交流。但语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要进交往、交流，就需借助于翻译。所以，翻译是国际交往的桥梁。
二、翻译工作是外事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技、体育、艺术等各行各业，在科技迅速发展和各国互相依赖程序日益加深的今天，越来越需要进行交流和交往，越来越需要了解他国的情况，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技术。但这些行业毕竟还可以在本国内部独立存在，自行发展。对这些行业来说，翻译只在对外交往中起辅助作用。然而，翻译在外交工作方面则不仅仅是起辅助作用。周恩来总理说：“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外交是通过会谈、会议、谈判等方式处理国家关系、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与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口头或书面对话，是外交的主要手段。如果两国官员语言相通，就可以直接对话。但如果语言不通，则必须经过翻译。所以，翻译在外交工作中起着双向转换语言、消除语言障碍、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是外交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说，译员是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的“嘴巴”和“耳朵”。没有嘴巴，说不通；没有耳朵，听不懂。没有翻译，两国领导人无法交谈。用手比划，可以表达简单意向，但不能交换看法、想法。所以，对于不懂外语的领导人来说，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少了，就办不了外交。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的当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作为斯大林的特使抵达中国，苏联汉学家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很生气，对柯说：“我真想捶你一顿。”幸好，有中国译员在场，给译了下来。否则，即使有再重要的信息，也不能互相通报。有再重要的问题，双方也无法讨论。
翻译水平的高低、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外事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外交对话的效果。在我国外交翻译史上，曾经发生过因翻译不出或翻译失误而影响外事的情况。如50年代初，某国国王逝世，该国外长照会我驻该国大使：“我悲痛地通知阁下……”我译员错译为：“我荣幸地通知阁下……”而在我方复照时，又将“我沉痛地接到您的通知”，译为“我荣幸得接到通知……”为此，该国向我提出意见。又如1957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中东某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从北京某大学临时借来一位阿拉伯文教授当译员。译员因一时紧张，听不懂外宾的讲话。外宾改用英文，他也听不懂，翻译不出来，出现冷场。礼宾司同志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语翻译上场。如果外宾不懂英语，或现场没有英语翻译，周总理就无法与外宾进行交谈。还比如，几年前我国申办奥运会期间曾接待过一个奥委会代表团。我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向对方详细通报了我方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准备工作后说：“现在，有戏没戏就看你们了。”有同志把“戏”译为“show”，这句话就成了：Whether there is a show or not is up to you.显然把“戏”直译了。“戏”在这里的实际含义是，“申办是否成功，取决于奥委会了”。可见，翻译水平的高低确实直接影响到外交工作的效果。
在外交谈判等正式外交活动中，国家领导人使用本国语言讲话，通过翻译进行交流和沟通，是国际社会公认和普遍的做法。即使有些外语讲得很好的国家领导人，在私下交谈时可能使用外语，但在会谈、会见或在宴会、招待会等正式场合上发表讲话时，一般使用本国语言。这首先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尊严和体面。例如，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联合蒋介石政权搞“美蒋共同防守”台湾等，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950年8月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美国侵略台湾案”，而美国则提出了“中共侵略朝鲜案”的反提案。11月，伍修权大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作了长篇演说。随后，台湾代表用英语作了发言。他的话音刚落，伍修就举手要求发言，对他的论点一一进行了批驳，然后提出：“诸位先生，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用。”这使得那位代表非常尴尬。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台湾代表不用汉语用英语，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一例子从反面说明外交场合用本国语言的重要性。其次，对于绝大多数领导人来说，母语好于外语。用本国语言讲话，不仅容易准确表达，而且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进行思考，分析判断对方的讲话，考虑如何做出反应，如何阐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日、美谈判时，日本政府代表野村吉三郎自认为英语不错，坚持不用翻译。但事实上，在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谈判中双方曾在一些词义上产生误解。此事后来常遭日本外交史学家的指责。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大多使用本国语言。再者，使用翻译还可以有回旋余地。万一发生失误，可以以翻译错误为由，加以更正、弥补。当然，也有国家故意将责任推给翻译。如：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举行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后，斯大林突然对中国代表团的翻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文本的印刷，否则今天在此也可以签署贸易协定了。”
而实际上是由于苏方没有准备好文本。为了逃避责任，就推到了中方身上。
翻译在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的对外交往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30年代，由于王明、康生之流在莫斯科封锁延安的消息，共产国际对中共，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不那么理解。1938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同志决定让精通俄语的师哲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译成俄文，向共产国际的各兄弟党宣传介绍。师哲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把大量的文章和文件译成俄文，帮助许多同志和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的实情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共产国际终于承认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告诉王明不要“争当领袖”了。从此在共产国际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领袖地位。这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到了40年代后半期，中国革命转入全面反攻时，斯大林低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不仅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而且还压中共与蒋介石合作，“共同建国”。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不理解，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作为特使访华，了解中国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力量等。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向米高扬阐述了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与政权形式。所有会谈的翻译基本上都是师哲一个人承担了，因为米高扬带来的翻译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在与中国领袖谈了一周后，不得不承认中国领导人是成熟的、坚定的，正在领导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正是由于对中国形势有了正确的了解，苏联政府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个小时就发来电报予以承认。这一例子足以显示翻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面临帝国主义企图扼杀新生革命政权和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摧残的严峻形势下，我国急需苏联在舆论和物质上的支持，因此作出了在外交上“一边倒”的决策。1949年12月，在斯大林生日之际，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以给斯大林祝寿为名，与苏方就双边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在毛主席与斯大林正式会谈时，斯大林揣测毛泽东访苏的意图，小心地试探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而归，是否我们可以通过协商搞点东西？”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可以通过协商搞点东西，它要既好看又好吃。”苏方不明白“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作为翻译的师哲准确理解了毛主席讲话的含义后，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这主要是给世界各国看的；好吃，就是说要有内容。”随后双方达成协议，请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商谈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事项，以代替国民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一系列条约。翻译在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外事翻译我中央领导一向非常重视翻译工作。196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李越然担任翻译。访问前，为了让他熟悉毛主席的思路、言谈特色、口音，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李越然在直接接触毛主席。一天，毛主席对跟着他散步的李越然和卫士长李银桥说：“你们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一道出去，我看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毛主席还对李越然说：“伏老（批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了，你帮了我好多忙啊。”毛主席用“管说话”三个字概括了翻译在对外活动中的任务，用“你帮了我好多忙”这句话高度评价了翻译的作用和地位。
想必大家都知道吧！当今世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全球化和多元化成为当今世界两大并行的趋势。要在多元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达成共识，推动区域性和全球的发展目标，需要一个沟通的桥梁--翻译。
翻译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翻译。中国翻译家们几乎把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翻译公司的翻译语言是适应人类社会传达感情、交代事件等事务的诞生而产生的.很多非文学类文本的翻译工作，包括软件手册和其他商业及专业文本，注重的是意义的传达，以能通顺传意为主要要求。除了出版业以及本地化相关产业外，很多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也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
翻译市场发展的令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外贸翻译。外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商品、劳务和技术的交换活动。在跨国贸易翻译中尤其需要那些既拥有语言优势，又具备专业知识的译员。
翻译市场的快速增长给翻译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翻译行业尚不够规范，缺乏必要的准入制度，翻译专业培训也远不能满足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而且，社会对翻译的认识还存在诸多误区。因此翻译公司的质量问题便凸显出来。在公共场所、宾馆饭店、旅游景点或博物馆等窗口行业中，错误的或不规范的外语资料几乎随处可见，严重影响了城市和国家形象；在出版界，由未经过翻译专业培训的“业余翻译”赶制出来的蹩脚译作摆满书架；而在翻译服务市场上，翻译采购方常常发现在众多的翻译服务企业中，却难以找到称心如意的服务商。这反映出目前翻译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翻译数量膨胀了，翻译质量却难以保障。滥竽充数的翻译产品和服务给整个翻译界带来了信誉危机，翻译工作者的权利也无从保障。
"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文本来替代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J.C卡特福德，1994）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巴尔胡达罗夫，1985）
"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原语信息尽可能按近、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E.A奈达，1969）
"翻译乃是与语言行为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沃尔夫拉姆·威尔斯，1982）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 （吕俊，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