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翻译中理解过程的明晰化在教学意义与操作

公司简介：万译达翻译始创于2003年，原名为：广州广译翻译服务有限公司，2013年5月正式更名为：广州万译达翻译服务有限公司。本公司经国家工商局审核批准成立（注册440106000780697），翻译文件所加盖的公章具有公证效力，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承认，是一家合法、正规、有实力的翻译服务企业。
　　公司要发展，人才是要素，翻译工作尤其如此。公司始终把人才队伍的建设摆在首位，自成立起，就组建了由广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各大外语院校的翻译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翻译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具有创造性的脑力工作，翻译作品的质量取决于翻译员的天赋、知识背景、经验水平，因此，我们经过反复考核、严格筛选，组建了一个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经过系统学习、训练有素、实践经验丰富的翻译团队。
　　公司采用完善、高效的经营管理方式，使企业内部体制统一化、协调化、效率化，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同时又缩短了单位交稿时间，为客户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抢得了先机。经过十年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已为数千家跨国企业、外资、合资企业、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提供了数百亿字的专业笔译服务和数千场现场口译及同声传译服务。公司已逐步成长为中国的翻译服务供应商，是备受客户信赖及推崇的全球化与本地化翻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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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您翻译中理解过程的明晰化在翻译教学中的意义与操作
　　究其根本，翻译理论研究，尤其是实用理论研究应当指导翻译实践，翻译实践也应当以翻译理论为基础。因此，在翻译教学中对翻译过程这一课题的处理，是以理论上对翻译过程的阐述为依据的。古今中外翻译理论中对翻译过程的阐述从不鲜见，如同“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所描述的那样，一些学者们认为翻译过程是语言转换的过程。古今明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把一个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活动，它包含着一个对原文含义理解逐步深入，对原文含义表达逐步完善的过程。”（古今明1997）一般认为，无论是汉译英，还是英译汉，其过程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理解（comprehension）和表达 (representation)。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刘阿英2001）。郭英珍（2003）认为翻译是译者把原语中的语码在其特定的语境中传递的信息用译语语码传达给异域文化中的接收者的过程，此过程经历了从信息的解码到信息的转换（即再编码）和信息的再解码三个阶段，即翻译的理解、表达和校核。尤金?6?1A?6?1奈达则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er）、重组（restructuring）、校验（test）（郭建中66）。由此可见，翻译理论中对翻译过程的划分是趋于理性化的，划分比较刚性与粗犷，主要分为理解、表达与校核三个阶段（理解有时被称为分析，表达被称为转换与重组，校核也常被归入翻译过程之中），因此对翻译过程的理性划分我们可以之称为狭义划分或粗线条划分。
　　翻译理论中对翻译过程的粗线条划分自然会体现在翻译的理论教学中，我们可以从翻译教程中对翻译过程的阐述得到结论。在《中级翻译教程》中，作者认为“把原文表达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翻译出来，是一个由理解到表达的过程。”（孙万彪2003）。在《英汉互译实用技巧》中，作者也认为“翻译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理解、表达和校核三个阶段”（黄洋楼2003）。在《汉英翻译教程》中，作者在概论一章说到“翻译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重要阶段。”（吕瑞昌；喻云根，1983）。这样的划分对于翻译理论教学的确有一定作用——学习者能很快地并清楚地记住这些步骤，继而对翻译过程有一个大概的理论认识。但是说到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我们还需要对翻译过程有更为全面细致的划分。亲自进行过翻译实践的人都有体会，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由很多细小环节构成的一条链，远不止“理解、表达、校核”这三个阶段所能阐释殆尽。单说理解这一过程，理解什么？如何理解？如何准确理解？对于这个问题，翻译教程中或多或少都有阐释：关于理解什么，一些教材中说是理解言内意义和言外意义，有的说是理解语用意义；关于如何理解和如何准确理解，有的说理解要靠上下文，有的说理解要靠广博知识或是文化修养，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不统一，也较为模糊。学生可能很清楚地记得“理解、表达”，如果再深究下去便是另一回事，理解的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本文试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将翻译过程中“理解”这一步骤明晰化，并贯彻在翻译教学中，使有关翻译过程的理论与教学实践能够更好地结合。
　　一、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语言是人类特有的重要的交流思想的媒介。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游离于世界之外，可以不与外界接触。但世界上约有230个国家和地区，近两千个民族，三四千种语言。世界上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使用近100种语言，其中，有13种语言使用人数超过5500万。说汉语的人数多，达12亿，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其次是英语，使用人数约3亿。再次是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和法语。
　　这么多国家和民族，说这么多不同的语言，要进行交往谈何容易？当然，有些国家和民族的语言相同。如：世界上约有60来个国家和地区讲英语，40多个国家讲法语。语言相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直接进行交流。但语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要进交往、交流，就需借助于翻译。所以，翻译是国际交往的桥梁。
　　二、翻译工作是外事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技、体育、艺术等各行各业，在科技迅速发展和各国互相依赖程序日益加深的今天，越来越需要进行交流和交往，越来越需要了解他国的情况，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技术。但这些行业毕竟还可以在本国内部独立存在，自行发展。对这些行业来说，翻译只在对外交往中起辅助作用。然而，翻译在外交工作方面则不仅仅是起辅助作用。周恩来总理说：“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外交是通过会谈、会议、谈判等方式处理国家关系、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与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口头或书面对话，是外交的主要手段。如果两国官员语言相通，就可以直接对话。但如果语言不通，则必须经过翻译。所以，翻译在外交工作中起着双向转换语言、消除语言障碍、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是外交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说，译员是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的“嘴巴”和“耳朵”。没有嘴巴，说不通；没有耳朵，听不懂。没有翻译，两国领导人无法交谈。用手比划，可以表达简单意向，但不能交换看法、想法。所以，对于不懂外语的领导人来说，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少了，就办不了外交。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的当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作为斯大林的特使抵达中国，苏联汉学家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很生气，对柯说：“我真想捶你一顿。”幸好，有中国译员在场，给译了下来。否则，即使有再重要的信息，也不能互相通报。有再重要的问题，双方也无法讨论。
　　翻译水平的高低、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外事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外交对话的效果。在我国外交翻译史上，曾经发生过因翻译不出或翻译失误而影响外事的情况。如50年代初，某国国王逝世，该国外长照会我驻该国大使：“我悲痛地通知阁下……”我译员错译为：“我荣幸地通知阁下……”而在我方复照时，又将“我沉痛地接到您的通知”，译为“我荣幸得接到通知……”为此，该国向我提出意见。又如1957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中东某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从北京某大学临时借来一位阿拉伯文教授当译员。译员因一时紧张，听不懂外宾的讲话。外宾改用英文，他也听不懂，翻译不出来，出现冷场。礼宾司同志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语翻译上场。如果外宾不懂英语，或现场没有英语翻译，周总理就无法与外宾进行交谈。还比如，几年前我国申办奥运会期间曾接待过一个奥委会代表团。我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向对方详细通报了我方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及准备工作后说：“现在，有戏没戏就看你们了。”有同志把“戏”译为“show”，这句话就成了：Whether there is a show or not is up to you.显然把“戏”直译了。“戏”在这里的实际含义是，“申办是否成功，取决于奥委会了”。可见，翻译水平的高低确实直接影响到外交工作的效果。
　　在外交谈判等正式外交活动中，国家领导人使用本国语言讲话，通过翻译进行交流和沟通，是国际社会公认和普遍的做法。即使有些外语讲得很好的国家领导人，在私下交谈时可能使用外语，但在会谈、会见或在宴会、招待会等正式场合上发表讲话时，一般使用本国语言。这首先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尊严和体面。例如，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联合蒋介石政权搞“美蒋共同防守”台湾等，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于1950年8月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美国侵略台湾案”，而美国则提出了“中共侵略朝鲜案”的反提案。11月，伍修权大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作了长篇演说。随后，台湾代表用英语作了发言。他的话音刚落，伍修就举手要求发言，对他的论点一一进行了批驳，然后提出：“诸位先生，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用。”这使得那位代表非常尴尬。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台湾代表不用汉语用英语，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一例子从反面说明外交场合用本国语言的重要性。其次，对于绝大多数领导人来说，母语好于外语。
　　翻译在多元文化发展中的态度及其作用分析
　　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文本来替代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原语信息尽可能按近、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翻译乃是与语言行为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
　　翻译对于民族文化而言，并不是简单的文化输入或输出，它在进行语言转换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以及所包含的思想意识和态度，对文化的交流与相互接受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经济全球化带来语言的统一现象，也产生文化“同一”的意识。所谓文化“同一”意识，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强势文化或者说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同一世界各民族文化。这其中包含两种形态，一是“霸权统一”思想，站在强势文化的立场上“以强统弱”；另一种是“奴性趋同”意识，过于趋炎他者文化，崇尚一切舶来之品，迷信所有进口的东西。这两种形态的文化态度渗透入翻译便出现“同化”现象，即用一种文化形态取代另一种文化形态。“归化”、“异化”是翻译的转换策略，假如带有“世界文化大同”的思想，则有着“以强统弱”的倾向。尤其是所谓“强→弱”文化转换中的“异化”及“弱→强”文化转换中的“归化”则更代表了一种明显的同化意识。
　　当然，有时“同一性”翻译策略会显得难以界定，因其往往冠以“引进”、“有效转换”或“有效接受”等名目，似乎只是某种技术手段。众多的翻译实例也确实存在引进文化以启明智的社会发展思想，这无疑是翻译积极有效的作用和意义。然而这两者之间需要区别的是：译者在双向转换的文化交流中是否保持一致的态度？引进外来语言形式及文化内容时是出于什么目的？对外族文化持怎样的态度？是否无论优劣均表露出明显的推崇，等等。
　　与“同一性”不同的是，“和而不同”的翻译文化态度则建立在“和中有异，异中可以求和”的立场与意识上。各民族文化组成有效的统一整合体，在共核的轨道上前进，其本质不等于“统一”，而在于“和谐”（对立的统一）。翻译就其本质而言，建立在“共同”与“共通的”基础之上。语言与语言间的转换，以“共同性”为基础，即人类各民族之间虽然语言形式不同，其内在思维以及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均有共同的东西，从而实现不同民族的共通。同时，民族语言文化各有特点，交流中必然遭遇差异、甚至冲突。“和而不同”的翻译态度就是体现尊重原作、尊重个体文化、尊重差异，使各自的文化在对话过程中保留个性。其认识论基础在于将世界万物、社会因素看作是一个互为作用的动态系统，各种文化形态构成世界文化整体，同时又以其各自的特点相互作用，进而推进整个世界文化系统的发展。这种认识背景下的翻译，在主题的选择上充分反映“互补性”，吸收他族文化进步的、有益的内容；在转换方式与策略上，则往往采用以“有效”为目的的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差异会给翻译的转换与接受造成一定的困难和障碍，以“和而不同”意识为基准，充分寻求差异理解与沟通的有效途径，这无疑会给翻译提出较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更能体现其科学性与艺术性的高级品位。
　　当今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同一性”与“多元共存”的选择。如何看待本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如何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所体现的文化意识和态度。“同一性”态度在翻译中的作用无疑会抹杀文化个性。此外，这样的意识和态度势必误导译文读者，从而对译入语文化产生消极的影响，使读者（常为弱势文化读者）面对两种同样或相似的文化内涵及形态时“舍本求洋”，甚至舍民族文化之精华以求洋文化之糟粕。文学创作对人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而作为二度创作的文学翻译，其影响往往被忽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常被误视为“机械的照搬”，似乎将一个文本转换为另一个文本，只需用一种符号去对应另一种符号。事实上，翻译中所体现的创作思想、意识，进而采用的方式无不以潜在的、隐含的种种形式影响译入语文化。同中求异，则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个性，使其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互为个体又相互交融，是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有效发展的必要前提。“和而不同”的文化形态对翻译而言，有助于民族文化交流的平等，使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可以相互理解和沟通，以及相互尊重、彼此接受。
　　由此可见，翻译受制于意识形态，受制于主体的文化态度，因而对文化交流的影响和作用积极与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信”、“忠实”的概念并不是翻译的标准，有时为译入语社会文化的接受需要可以做适当地调整。无论以哪种方式，翻译的文化立场与态度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